gary

　　東方早報3月3日文章 原題：這樣的臺北故宮，還是臺北故宮嗎？ 數年之前，臺北故宮歷經多年的整建修繕，終於以嶄新的樣貌面世。一整修設計裝潢完畢，臺北故宮便推出了極具分量的宋代文物“大觀”展。此展之宋代文物，無論質量，均全球僅見;不管是海內海外，都算得上喧騰一時、頗為轟動。不過，看了這“大觀”展之後，從此，我就再也沒去過曾經造訪數十遍的臺北故宮了。
　　不再去，一方面，是因為日後我到臺北，總匆匆去來，閑暇無多。二方面，也因不久之後，大陸開化療飲食原則放赴台觀光，霎時間，臺北故宮人滿為患;我長期住在鄉下，不慣人多，一想到那潮也似的人群，多半就意態闌珊、興趣缺缺了。
　　但除此之外，更關鍵的原因，其實是我對那“嶄新搜尋行銷”的臺北故宮，壓根不喜。
　　那天，我在“空間改造”之後的臺北新故宮四處走、四處看，也四處聽。我鼎曜餐飲製冰機聽到某些人對這“新故宮”的點評與議論：有人道好、有人贊賞，但是，有微辭者，其實也不乏其人;他們可能不習慣，更可能不喜歡。儘管不少人抱有反感、持有異見，可在此之前、在此之後，我從媒體看到的，卻完全不是這回事。對於此次改建，臺灣的媒體，可謂佳評如潮;他們對這“新故宮”，幾乎都一面倒地稱許;媒體說，這次的大整修，“是傳統與現代的完美結合，成功將故宮重新包裝推銷”。
　　這麼說，其實也不無道理;“包裝推銷”云云，更是甚中肯綮。果然，經過如此萬利多製冰機“包裝”、如此“推銷”，臺北故宮從此人山人海，臺北故宮也開始忙著“文化創意產業”。改建後的“新故宮”，果然，多了時尚味，也多了商品味;這些氣味，固然為文化弄潮兒所喜，也固然讓習於逛商場的現代人所愛，但是，這樣的臺北故宮，還是中華文物最高殿堂的那個臺北故宮嗎？
　　在我看來，“空間改造”之後的臺北新故宮，其實是被西方博物館式的藝術觀異化，更被時下橫掃全球的商品邏輯吞噬了。臺北故宮向西方傾斜，臺灣那些西化的主流文化人當然一片叫好;新故宮向商品靠攏，世俗大眾更樂得消費採購。於是，喧囂雜沓、熱鬧非常，然而，這和臺北故宮的“中華文物”的精神，是不是越離越遠了呢？
　　精神一旦遠離，臺北故宮的“中華文物”不論如何傲人，都將逐漸喪失文化生命，都將逐步淪為“東方主義”式的裝飾之物。正因如此淪喪，以往我最常閑坐片晌的四樓“三希堂”茶座就徹底變了樣。但見整個四樓，處處有中國元素的裝飾，大廳天井上也弄個書法，旁邊還硬擺個線裝書。但這一切，沒真實感，沒生命感，分明，都只是擺設、只是裝飾，都只是一種消費式的小趣味、小新奇。你一走進去，就可清楚感覺得到，往日“三希堂”那種清雅朗闊的茶座氛圍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西方咖啡館的氣質外加資本主義式的時尚餐飲的消費情調。“三希堂”這些中國元素，無法讓人感動，更不能使人產生文化的共鳴，除了“西體中用”之外，說到底，也不過就是較高檔的消費刺激罷了。
　　進了展場，問題更大。畢竟，展場才是博物館的核心;展場能否有效地傳達文物的能量，也才是判斷博物館成敗的標準。可惜，臺北故宮這模仿西方博物館的新空間，根本就無法與收藏品的質感相對應;藉著這展場的傳達，文物自身的能量，不增反減、不強反弱。這樣的減弱，源於文物與展場完全是兩種相互背離、相互扞格的美學態度。譬如，一走在大廳敞闊階梯的地毯上，那樣的豪奢感、那樣的空間氛圍，活脫是電影《泰坦尼克號》頭等艙的上流社會，擺在前頭的，似乎就該是優雅高貴、凝重堆棧的巴洛克古典油畫，而非壯闊宏大、巍巍雄奇的《溪山行旅圖》。把《溪山行旅圖》的高山流水擺在巴洛克般的環境里，那當然是種錯置。
　　如此錯置，涵蓋了整個“大觀”展。此番宋代文物的“大觀”展，除了號稱“故宮三寶”的北宋巨碑山水之外，南宋馬遠、夏珪的山水畫幅，宋四家的書法，自然都是焦點，可除此之外，眾所矚目的，還有汝窯。
　　汝窯的宋瓷，光芒內蘊、溫潤如玉，其雨過天青般的色澤，論品格、論質地，在明清之後，就再怎麼樣也做不出來了。臺北故宮的汝窯冠天下，以前每一回造訪，我都一定要仔細端詳的。但這回，只見“新故宮”的汝窯展廳，用極強烈的聚焦燈照射著，其誇大、其炫耀，竟完全有如最市儈的珠寶特展。
　　改建以前的臺北故宮，有個歷代陶瓷的常展區。每回，我必定去看，也幾乎都要從藏品最多的清代、明代一路往前溯去;看到宋代的汝窯，總不禁心頭贊嘆;見了唐三彩的斑斕流動，則不免心嚮往之;但真讓我佇足良久，凝視徘徊不忍離去的，卻是那幾個漢代的陶俑。漢陶質朴而大氣，陶俑又特別有種喜氣。我喜歡這樣的喜氣，更喜歡這樣的質朴與大氣。改建之後的“新故宮”，竟日標榜“文化創意產業”的“新故宮”，終究與此質朴和大氣，離得遠了。
　　作者是臺灣文化學者　　（原標題：薛仁明：這樣的臺北故宮，還是中國的嗎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