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方早報3月3日文章 原題:這樣的臺北故宮,還是臺北故宮嗎? 數年之前,臺北故宮歷經多年的整建修繕,終於以嶄新的樣貌面世。一整修設計裝潢完畢,臺北故宮便推出了極具分量的宋代文物“大觀”展。此展之宋代文物,無論質量,均全球僅見;不管是海內海外,都算得上喧騰一時、頗為轟動。不過,看了這“大觀”展之後,從此,我就再也沒去過曾經造訪數十遍的臺北故宮了。
  不再去,一方面,是因為日後我到臺北,總匆匆去來,閑暇無多。二方面,也因不久之後,大陸開化療飲食原則放赴台觀光,霎時間,臺北故宮人滿為患;我長期住在鄉下,不慣人多,一想到那潮也似的人群,多半就意態闌珊、興趣缺缺了。
  但除此之外,更關鍵的原因,其實是我對那“嶄新搜尋行銷”的臺北故宮,壓根不喜。
  那天,我在“空間改造”之後的臺北新故宮四處走、四處看,也四處聽。我鼎曜餐飲製冰機聽到某些人對這“新故宮”的點評與議論:有人道好、有人贊賞,但是,有微辭者,其實也不乏其人;他們可能不習慣,更可能不喜歡。儘管不少人抱有反感、持有異見,可在此之前、在此之後,我從媒體看到的,卻完全不是這回事。對於此次改建,臺灣的媒體,可謂佳評如潮;他們對這“新故宮”,幾乎都一面倒地稱許;媒體說,這次的大整修,“是傳統與現代的完美結合,成功將故宮重新包裝推銷”。
  這麼說,其實也不無道理;“包裝推銷”云云,更是甚中肯綮。果然,經過如此萬利多製冰機“包裝”、如此“推銷”,臺北故宮從此人山人海,臺北故宮也開始忙著“文化創意產業”。改建後的“新故宮”,果然,多了時尚味,也多了商品味;這些氣味,固然為文化弄潮兒所喜,也固然讓習於逛商場的現代人所愛,但是,這樣的臺北故宮,還是中華文物最高殿堂的那個臺北故宮嗎?
  在我看來,“空間改造”之後的臺北新故宮,其實是被西方博物館式的藝術觀異化,更被時下橫掃全球的商品邏輯吞噬了。臺北故宮向西方傾斜,臺灣那些西化的主流文化人當然一片叫好;新故宮向商品靠攏,世俗大眾更樂得消費採購。於是,喧囂雜沓、熱鬧非常,然而,這和臺北故宮的“中華文物”的精神,是不是越離越遠了呢?
  精神一旦遠離,臺北故宮的“中華文物”不論如何傲人,都將逐漸喪失文化生命,都將逐步淪為“東方主義”式的裝飾之物。正因如此淪喪,以往我最常閑坐片晌的四樓“三希堂”茶座就徹底變了樣。但見整個四樓,處處有中國元素的裝飾,大廳天井上也弄個書法,旁邊還硬擺個線裝書。但這一切,沒真實感,沒生命感,分明,都只是擺設、只是裝飾,都只是一種消費式的小趣味、小新奇。你一走進去,就可清楚感覺得到,往日“三希堂”那種清雅朗闊的茶座氛圍不見了,取而代之的,是西方咖啡館的氣質外加資本主義式的時尚餐飲的消費情調。“三希堂”這些中國元素,無法讓人感動,更不能使人產生文化的共鳴,除了“西體中用”之外,說到底,也不過就是較高檔的消費刺激罷了。
  進了展場,問題更大。畢竟,展場才是博物館的核心;展場能否有效地傳達文物的能量,也才是判斷博物館成敗的標準。可惜,臺北故宮這模仿西方博物館的新空間,根本就無法與收藏品的質感相對應;藉著這展場的傳達,文物自身的能量,不增反減、不強反弱。這樣的減弱,源於文物與展場完全是兩種相互背離、相互扞格的美學態度。譬如,一走在大廳敞闊階梯的地毯上,那樣的豪奢感、那樣的空間氛圍,活脫是電影《泰坦尼克號》頭等艙的上流社會,擺在前頭的,似乎就該是優雅高貴、凝重堆棧的巴洛克古典油畫,而非壯闊宏大、巍巍雄奇的《溪山行旅圖》。把《溪山行旅圖》的高山流水擺在巴洛克般的環境里,那當然是種錯置。
  如此錯置,涵蓋了整個“大觀”展。此番宋代文物的“大觀”展,除了號稱“故宮三寶”的北宋巨碑山水之外,南宋馬遠、夏珪的山水畫幅,宋四家的書法,自然都是焦點,可除此之外,眾所矚目的,還有汝窯。
  汝窯的宋瓷,光芒內蘊、溫潤如玉,其雨過天青般的色澤,論品格、論質地,在明清之後,就再怎麼樣也做不出來了。臺北故宮的汝窯冠天下,以前每一回造訪,我都一定要仔細端詳的。但這回,只見“新故宮”的汝窯展廳,用極強烈的聚焦燈照射著,其誇大、其炫耀,竟完全有如最市儈的珠寶特展。
  改建以前的臺北故宮,有個歷代陶瓷的常展區。每回,我必定去看,也幾乎都要從藏品最多的清代、明代一路往前溯去;看到宋代的汝窯,總不禁心頭贊嘆;見了唐三彩的斑斕流動,則不免心嚮往之;但真讓我佇足良久,凝視徘徊不忍離去的,卻是那幾個漢代的陶俑。漢陶質朴而大氣,陶俑又特別有種喜氣。我喜歡這樣的喜氣,更喜歡這樣的質朴與大氣。改建之後的“新故宮”,竟日標榜“文化創意產業”的“新故宮”,終究與此質朴和大氣,離得遠了。
  作者是臺灣文化學者  (原標題:薛仁明:這樣的臺北故宮,還是中國的嗎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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